罗辑思维罗振宇：我只是一个知识的搬运工

　　有人将他奉为“精神导师”，也有人说他是“网红里的知识分子”。但他说，我只是一个手艺人，一个“知识的搬运工”。

　　罗振宇这个名字，在网红遍地的今天，可能算不上太火。但一旦提起“罗辑思维”或“罗胖”，一些资深的公众号用户就会猛省：

　　2012年，《罗辑思维》长视频脱口秀面世。这是罗振宇“单干”后的第一档栏目。节目里的他还保留了当年从事主持时的部分特征：舌灿莲花，说古论今——以及短短的寸头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他的旁征博引和话题的趣味性、认知的颠覆性，又赋予了《罗辑思维》超出一般脱口秀节目的特殊魅力。渐渐地，在高等教育人群、城市中产阶级等群体中，这个栏目的名头不胫而走，甚至成为许多人的观念启蒙“课堂”。

　　不少青少年将他奉为“精神导师”，也有人说，罗振宇就是“网红里的知识分子”。但近几年来，罗振宇却屡次拒绝“知识分子”的标签。对他来说，“商人”是一个更易接受的头衔。商业上的成功既是自我的证明，也是一种对社会负责任的方式。

　　“成为一个生意人，意味着对自己负责，对周边的协作关系负责，而不是空泛地跳到一个理想主义的高度，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。”罗振宇如是说。

　　开播五年，《罗辑思维》的片头、片尾乃至主持人的发型，都发生过一些变化，但一句口号却始终如一：“死磕自己，愉悦大众。”

　　罗振宇这样说自然有他的理由：每天早上6：30，他都会在《罗辑思维》微信号上推送一条60秒的语音，一秒不多，一秒不少。为了这份精确，有时候要录四、五十遍，才能把一段话组织得恰到好处。

　　事实上，“死磕”是罗振宇的一贯作风。创办《罗辑思维》之前，他曾在《第一财经》做主持，每期节目结束语，就是他的3分钟个人脱口秀。罗振宇从不用提示器，因此容易出错，有时候，3分钟的东西恨不得录上一个小时。

　　大伙儿都不耐烦了，说：“老罗你用一下提示器能怎样？眼睛对着镜头，观众又看不出来。”

　　他的回答是：“观众可能不知道你看着提示器，但是你的表情传递出来的信息就是不一样。”

　　这种“死磕”精神，在罗振宇创业之后成为他们的公司文化，也成为他向观众推行的一种价值观。

　　“做让人尊重的事，从来都要极其苛待自己。”他说，“所谓的工匠精神，我理解就是公开自虐。”

　　《罗辑思维》推出的手办玩偶“死磕侠”，被许多追捧这一价值观的观众买回去放在桌面案头

　　然而，作为一个创业者的罗振宇，又从来“不死磕”——他不会在公司决策上“一根筋”，而是善于抛弃存量，随时准备着“断、舍、离”，展现出令人惊叹的果断与灵活。

　　他曾极力宣扬人才的“U盘化生存”，自由灵活，即插即用，但后来他自己却做了“主机”；他曾提出社群商业的概念，不久后宣布会员停招；他尝试过流量思维和内容电商，但现在，公司的主要精力都集中于以产品思维打造的“得到”APP。

　　有人嘲笑他自己“打脸”，罗振宇丝毫不以为意。以“创业者”身份自傲的他，欣赏的并不是料事如神般的“伟大”和“正确”，而恰恰是对自己的不断“修正”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这是一种“拉马克式”的进化——

　　时至今日，《罗辑思维》仍在“得到”APP上持续更新，但口号却从曾经自信张扬的“有种·有趣·有料”，变为如今谦虚低调的“和你一起终身学习”。

　　身为手艺人的“死磕”，与身为商人的“不死磕”，正以一种看似矛盾的方式，在罗振宇身上产生出奇妙的化学反应。

　　时至今日，罗振宇很少会向公众提及他的最高学历是“博士”这件事。2004年，他在工作多年之后，曾回到母校中国传媒大学攻读博士学位。

　　在前40多年的人生中，“改变处境”似乎一直是困扰这罗振宇的头等大事。为此，他不断迁徙，左冲右突，甚至在创办《罗辑思维》以后也没消停。

　　罗振宇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安徽芜湖，父母都是普通职工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他只是一个“三线城市”出生的小孩。和许多70后、80后的人一样，他最大的愿望，是通过学习知识“匍匐前进”，找到出口，离开出生的这座城市。

　　“对我们这代人来讲，学知识的初衷很多时候只是为‘稻粱谋’。”罗振宇坦诚，自己也不例外。

　　人生第一件大事，便是考上大学，改变命运。1990年，他考上了华中科技大学新闻系，走出家乡赴武汉求学。1994年，本来未能考试达标的他，因专业成绩优异被北京广播学院破格录取为研究生。从武汉到北京，他推开了人生的第一扇大门，也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。

　　硕士毕业后的他先是进入北师大教书，拿着每个月600块的工资，“吃食堂都吃不饱”。于是他开始在央视兼职，到后来两头无法兼顾，甚至辞掉了教职一心做电视。

　　在央视工作，可以算是他推开的又一扇大门。在那之前，他很少站在“家国天下”的角度看问题，而在《对话》栏目的三年，于他就像是“又上了一次大学”。一旦新的维度和视野被打开，他对新知的野心和兴趣，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。

　　采访中，他谈起自己的读书故事，谈大学的时候为威尔·杜兰特《哲学的故事》着迷，谈刚工作时花血本买来大部头的《世界文明史》，饶有兴味。但另一方面，他又是“功利”的，面对知识既不匍匐也不下跪。和传统知识分子的虔诚相比，他的“功利”显得有些“冷酷”。

　　“知识从来都是实用的。”他举出了孔子著春秋，修王官之学的例子，“其实我们做的事和古人区别不大，都是根据时代的标准和功利进行知识的阐发。”

　　由此推之，相比读书，直接“读人”似乎更有效率。于是他想尽办法，延揽和接触各界的知识精英，从央视时期的请专家“开策划会”，到如今创办“得到”APP招贤纳士，除了做生意，最大目的就是为自己的认知“升维”。

　　在这种高效的“速成法”背后，折射的也是他内心最迫切的愿望：提升自己，证明自己。

　　2016年，罗辑思维公司推出“得到”APP，提供各类付费知识产品，延揽各路行业精英登台授课。

　　和这个时代的许多成功人士一样，罗振宇也爱用自己的奋斗故事为个人理念背书。他常讲的一个故事，就是自己是如何实现“财务自由”的。

　　“我的人生转折点是在2003年，我买了第二套房以后。当时我的想法是，自己一个月怎么也有两三千块钱租金了，我饿不死了。”罗振宇说。

　　“饿不死”，对罗振宇来说很重要。这既是“财务自由”的标志，也意味着他开始结束“匍匐前进”的爬行状态，能腾出手脚来一展身手了。

　　在央视的时候，他就看到了媒体的人格化趋势，希望从幕后走到台前；离开央视以后，他凭借“手艺”串场走穴，终于在《第一财经》得到了当主持人的机会，又跟制片人软磨硬泡，将节目结束语改成了他的1分钟个人脱口秀，又一点一点地延长到3分钟……

　　由此观之，在年近不惑的人生节点上，罗振宇以“罗辑思维”踏出创业这一步，完全是顺理成章。

　　2015年12月31日，罗振宇在北京水立方举办长达4小时的跨年演讲，并发愿要讲20年，引起轰动

　　“人的进步是需要一根进度条的，而创业是一根最好的进度条，你能非常清晰地通过一些数字来判断进步与否。”对罗振宇而言，创业已经不再只是为了赚钱，而是证明自己有多“牛”的一场“游戏”。

　　在他眼中，通过商业可以“练内力”，换句话说，就是能够使自我世界与他人世界愈加契合。

　　“比如说，你觉得世界上最好看的东西是煤炭，没问题，这是你的偏好。你想告诉别人煤炭比钻石更合适做成戒指，尤其两者的原子结构都是碳，没有什么区别，也行。但你要拿它来做生意挣钱，这就没法了。这件事本身不涉及对错，如果只停留在偏好阶段，存一屋子碳，慢慢赏玩，没准还玩出一个艺术家。”他顿了顿说：

　　“但商业不行——我们必须考虑到对他人的想法的认知，考虑到与外在世界的契合。”

　　由是观之，罗振宇所理解的成功，自然不是传统精英式的遗世独立，更谈不上士大夫式的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。反之，他对清高与孤傲的姿态是嗤之以鼻的。

　　“为什么佛祖说法，鸟兽都会来听？当一个人的人格越来越大，能够理解更多的人，就是一种进步。”为了证明自己的阐释，他化用了佛教的典故。

　　财富和用户数量的增长，与世界上多数人的共振，也许更能让他感到一种被认同和接受的“存在感”。

　　公元前5世纪到4世纪，古希腊曾涌现过一个著名的思想者群体，他们以收费授徒为业，在各种公共集会上发表演说，回答各种问题，也向青年人传授辩论的艺术。在当时，这些思想前卫、口才出众且学识渊博的人，被人们称为“智者”。

　　时过境迁，被互联网驱动的当代社会，再次迎来了这样一个类似的行业风口：知识经济。而罗振宇和他的“罗辑思维”、“得到”，无疑正站在知识经济的潮头。

　　只是，相比于当下新兴产业的炙手可热，当年智者的境遇就是天壤之别了。由于群体的驳杂、相对主义的观念以及对传统思维的颠覆，“智者派”成为苏格拉底以降的正统哲学攻击的标靶。

　　显然，罗振宇绝不会认同柏拉图的指责。他骄傲于“知识服务商”的身份，也希望能让更多有知识的人投身于这一行业。

　　重农轻商的古老时代诚然已经过去，但他仍遭遇了与智者类似的困境——比如，他的颠覆性，他的不拘一格，他的相对主义，以及由此受到的质疑和指摘。

　　“我不是老师，不是文艺青年，我是手艺人，有自己的专业，我的专业叫‘知识转述’。”否定掉许多标签的罗振宇，最终选择了“手艺人”这个身份。

　　尽管这更像是一种遁词，在将观念性的内容技术化的同时，巧妙地避开了许多可能飞在空中的“子弹”。

　　即便如此，小心翼翼的罗振宇仍难完全避开舆论的訾议。数年来持之以恒的言说，既留下他雄辩的轨迹，也持续贻人以把柄。网络上争议最大的，就是他不断涌现的“自我修正”和“自相矛盾”：

　　当面对理想主义，他愿意说自己是保守的；当面对保守主义，他会说自己是新潮的；当面对潮头的汹涌，他只说用心做手艺；当面对手艺的严谨，他自谦为“知识搬运工”。

　　罗振宇的境遇，大概正应了那句“名满天下，谤亦随之”的俗语。而他的应对方式，则是——拒绝“戴帽子”。他灵活地闪转腾挪，左右闪躲，永远抗拒被装进别人的“套子”里去。

　　2016年的一期“罗辑思维”公众号中，罗振宇还特地推送了媒体人王烁的一篇文章，名为《自相矛盾才有第一等智慧》。文中列举了罗素、凯恩斯、美国宪法等例，以此证明前后矛盾的普遍性和正当性。

　　对此，他的评价则是一句大白话：哎，这话说的是真好啊——在惺惺相惜之外，难看出自我投射的弦外之音。

　　也许，可以从另一种角度来理解他的“自相矛盾”：内在的矛盾越是彰显，成长的活力就越是澎湃。就像他对知识的看法一样——没有绝对的对错，唯有不断的去伪存真。相比于无伤大雅的“鱼鲁亥豕之误”，求知的冲动才是荦荦大端。

　　“对知识传播者而言，也许比对错更重要的是，站在知识的门口，发出由衷的赞叹。”

　　采访结束，刚进电梯，几个青年好奇地围了上来，七嘴八舌地向我打听“有没有见到罗胖”，“里面是什么样子”。他们从南方的某个城市来北京出差，拖着行李箱，专程寻访到这里。出了楼门，还在外面合了一张影——虽然那墙上并没有任何“罗辑思维”的标记。

　　虽然，在罗振宇的团队里，绝不允许任何人用“粉丝”这样的字眼。他们只说“用户”。在罗振宇看来，这些人是他服务的对象，而不应是他的崇拜者。